正所谓“主少国疑”，这些年幼登基的皇帝们只能依靠太后以及太后身后的外戚集团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外戚集团便站上了权力的巅峰，而外戚干政也几乎贯穿了整个两汉400多年的历史。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掌握实权，文帝时窦皇后的亲戚窦婴官拜大将军，景帝时王皇之弟田蚡做了宰相；而外戚干政即便是在创建了汉王朝极盛时代的武帝时代也不例外，卫皇后之弟卫青自不必说，连卫皇后姐姐之子霍去病也官至骠骑将军，征讨匈奴屡立战功被封“冠军侯”；后来霍去病的异母兄弟霍光在昭帝死后先是迎昌邑王刘贺为帝，但仅一个月就废昌邑王改立宣帝，其时外戚权力已经大到可以决定帝位；而到了平帝时，皇后的父亲王莽则干脆篡权自立。
西汉朝如此多的外戚擅权的教训，只可惜在东汉依然没有得到重视，继续容许外戚专权。
等到少年天子们长大之后，那些尝到了权力甜头的外戚恋栈权位不肯还政于朝，皇帝们想要夺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力，但久居深宫又没有别的借力，便只能依靠身边那些为自己服务的宦官，于是在皇帝的支持下宦官们铲除外戚，帮助皇帝夺回权力，皇帝亲政之后，立下大功且深受皇帝信任的宦官得以享受超高的政治待遇。这便是东汉另一大势力——宦官势力。
作为皇宫的服务人员，宦官是与皇帝及皇后等接触最多的人，因此极容易取得皇帝的信任，尤其是在这些皇帝年幼无助的时候。东汉时的宦官得势甚至到了可以封侯，并且可以领取养子把自己的爵位传给养子的地步。这也是后来为什么会有宦官之孙曹操的原因。
在两大势力的争斗之下，整个东汉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陷入了“
皇帝崩→新帝年幼登基→太后临朝外戚擅政→皇帝成年，倚赖宦官除外戚夺权
”这样一个畸形的死循环之中。殇帝、安帝时外戚邓鸷、闫显，宦官李闰、江京等，顺帝时外戚梁商、闫显，宦官孙程等，冲帝、质帝、桓帝时外戚梁冀，宦官单超等，灵帝时外戚窦武，宦官张让、赵忠等，少帝时外戚何进，这两股势力如走马灯般轮流擅政，肆虐天下。
在这个循环之外，还有一股势力，他们被称为“清流”，即有一定地位的儒士（一般都是朝廷官员）。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士大夫渐充朝堂。他们自幼深受儒家忠君爱国伦理纲常的熏染，秉持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希望能够辅佐明君匡扶天下。
正因为此，他们自然看不惯外戚、宦官擅权之后出于私欲玩弄公器祸国害民等等“误国”行径，于是便要加以严厉抨击。因为所谓“清流”士人与外戚豪族两股势力之间有所重叠，再加上宦官擅权之后行径更加恶劣，所以通常情况下，士人与宦官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这直接导致了后来扫尽天下儒士精英的“党锢之祸”。
党锢之祸始末
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是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年份，那一年小说中“桃园结义”的主角之一张飞出世，同生在那一年的还有后来的东吴名将太史慈。
更为重要的是，那一年是党锢之祸的发端。
第一次党锢
因助桓帝诛杀外戚梁冀有功而封侯的中常侍侯览得知朝廷即将大赦天下，于是便伙同其党羽赵津、张成、张汎等犯罪，企图逃脱律法的制裁，但他们低估了清流士人的愤怒了。
于是，张成的儿子被时任司隶校尉李膺抓捕，小黄门赵津被太原太守刘瓆抓获，张汎则被南阳太守成瑨收捕，后来虽然朝廷大赦天下，但三位清流并没有释放三人，而是自作主张将三人处死。这招致了宦官集团的猛烈反击。
宦官势力一方面教唆张汎的妻子向桓帝告状，致使成瑨、刘瓆等均被捕入狱并最终惨死狱中；另一方面，宦官势力又让张成的弟子牢修告司隶校尉李膺“
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
不知桓帝是对这些自恃清高放荡不羁的所谓“清流”议论他三十四岁还没有子嗣“
上无德而天罚之，君不见祭绝乎
”已经积攒了太多怒气，还是确实对“朋党”行为太过忌惮，总之他昭告天下，抓捕并审理党人二百多人，其中太仆卿杜密、御史中丞陈翔等重臣及陈寔（shí）、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
事发之后，当时的清流领袖，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一同向桓帝进谏，桓帝没有理睬；后桓帝下诏时，陈蕃又以“罪名不章”的理由拒绝平署诏书，桓帝见诏书无法生效，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而不改其辞；到后来，陈蕃再度上书求情时，桓帝干脆找了个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理由免去了他的太尉职务，同时也免去了刘茂的司空之职。
因为这些被捕或被贬的清流士人，大多都是天下名士，是民间所认同的贤人，比如范滂就为后世敬仰，他是北宋名臣范文正公的先祖，苏东坡还写过诗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
五载诗鸣卧雪堂，暮年长啸走南荒，当时戏彩慈亲侧，岂复陈编羡范滂。
”；而王勃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曾写到“徐孺下陈蕃之榻”，陈蕃被评价为“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
”。这样一批名士被捕，桓帝也承受着民心非议的压力。
再加上李膺等人在狱中也故意指认宦官子弟，宦官势力担心被牵连，也开始向桓帝请求赦免，于是，桓帝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外戚大将军窦武和尚书霍谞向汉桓帝上表后，桓帝最终同意释放党人。但党人虽被释放，却被终身罢黜。
在这次的祸乱中，虽然士人们吃了一些苦，但这些被捕的清流士人们却因为与奸宦的抗争而致声名愈显，民间舆论将天下名士以能力、品德等划分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其中陈蕃位列“三君”，是公认的士人领袖；李膺位列“八俊”，范滂位列“八顾”，张俭位列“八及”，我们在《三国演义》中熟悉的刘表也位列“八及”之列。
第一次的党锢之祸就此结束。但清流士人与宦官势力之间的斗争却远远没有终结，并且愈演愈烈。
第二次党锢
公元167年，汉桓帝刘志去世，年仅12岁的汉灵帝刘宏公元168年继位，改元建宁。桓帝皇后窦妙被尊为皇太后，窦武则被封为大将军，总揽朝政。东汉朝幼帝登基，外戚掌权的循环仍在继续。
但窦武是比较亲近清流士人势力的，于是在他掌权之后，便将第一次党锢中被罢黜的陈蕃、李膺、杜密等人重新启用，其中陈蕃复位太尉，“八顾”之一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等。
当时的宦官势力首领曹节、王甫等人则靠着对窦太后谄媚侍候得宠，并且多次怂恿窦太后乱下命令。苦于宦官势力猖獗，新仇旧恨之下窦武与陈蕃便密谋铲除宦官集团，可惜这个计划的奏疏被负责皇太后居所长乐宫保卫工作的宦官朱瑀盗取。
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初七日，曹节、朱瑀等召集了17名太监共同歃血盟誓，他们先是劫持了13岁的灵帝和窦太后，又矫诏诛杀陈蕃和窦武以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等，并将他们全部灭族，他们没有被杀的家属都发配到日南郡（今越南中部）或其他边疆。重新被起用的一批党人也都被牵连，要么被构陷而死，要么被罢官禁锢，致使清流士人一党政治势力消亡殆尽。
事发后陆续有张奂、谢弼等人上书灵帝，要求为窦武、陈蕃等平反，并再次起用被罢黜的一众党人，宦官势力见李膺、杜密等党人的名望还在，因此再次向灵帝进谗言，诬陷党人“欲图社稷”，意图谋反，灵帝半被胁迫半被欺骗，于是下令追查清流士人一党。
时任大长秋的曹节借机打击报复，李膺、杜密、翟超、刘儒、荀翌、范滂、虞放等百余人，被下狱处死。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清流士人一党几无还手之力。
距离大批清流士人被迫害8年之后的灵帝熹平五年（公元176年），时任永昌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鸣冤，也许言辞过于犀利，灵帝大怒，不但将曹鸾入狱并拷打致死，还下诏书，凡是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中任官的，一律罢免，禁锢终身，并牵连五族。党锢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二月，张角为首的黄巾起义爆发，中常侍吕强向灵帝进言，灵帝害怕党人与黄巾军一起作乱，于是下令解除对被流放党人家属的禁锢，放他们回乡。
至此，延续了二十多年的党锢之乱终结。
正所谓“
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
”，在这场浩劫中，东汉王朝的饱学儒士顶尖精英群体几乎被一网打尽，东汉王朝覆亡的警钟已经响起。
党锢遗祸
党锢之祸，本质上是由宦官以及宦官背后的皇帝对士大夫群体的镇压和清洗。两次党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士族豪阀的扩张，使得皇室重新夺回了对地方的掌控权，但相比对王朝造成的伤害，这点儿收益实在是不值一提。
东汉士人风骨极盛，这从两次党锢过程中“范滂绝命”等诸多事例中可见一斑，但士人风骨在汉灵帝之后急转直下，究其原因，两次党锢首当其冲。
党锢之祸最主要的“遗祸”首先在于，原本深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熏陶的士大夫们不但理想得不到施展，地位得不到尊重，甚至就连生命和家人都难以保全。桓帝、灵帝以及他们所支持的那些宦官必然想不到，党锢虽然保全了他们的利益，但同时也彻底摧毁了士大夫们所坚守的“伦理纲常”，而缺乏了伦理纲常的约束，一批士大夫转而好武谈兵，开始想办法掌握兵权以求积累资本。正如王船山所说：“
士大夫而欲为，不能也
。”当士大夫彻底被曾经甘心为之效忠的王朝伤了心时，王朝衰亡便再正常不过了。
党锢“遗祸”其次在于政治失衡，灵帝对士大夫集团的过度打击，造成了宦官势力的尾大不掉。得不偿失的是，尽管皇帝更信任宦官势力，但他们的素质决定了一旦得势，这些没有经过多少教育的去势之人及其党羽便会“渔食百姓，穷破天下”。因宦官擅政导致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也是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频仍的重要原因；而皇帝没有办法平息动乱，不得已之下只能放权给地方，这就为后来的军阀割据的乱局埋下了伏笔。
汉灵帝去世后，少帝刘辩继位，灵帝皇后何氏被尊为太后，其兄何进被封大将军。宦官势力为免外戚势力重新强大，于是先下手为强，诱杀了何进。
出身“四世三公”豪阀门第的士大夫领袖袁绍，不知是否想起了两次党锢的惨烈，愤然带兵杀入宫廷，将所有宦官屠戮殆尽。
东汉王朝的权力斗争自此终结，王朝的最后一丝元气也终于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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